她名叫张桂芳，一个从记事起就不喜欢自己“父亲”的人，甚至带着一份厌恶。因为她印象中的父亲，是个酗酒成性，经常打骂妻子和孩子的人，她的童年时光也因此充满着不幸。

父亲觉得女孩子家家的，不管读多少书将来都是别人的，便很不支持张桂芳上学。母亲焦淑清因此经常和父亲争吵，有时候吵着吵着就会遭到打骂。看着母亲因为自己吃了那么多苦，她也曾提出过“要不干脆不读书算了”。谁曾想这句话引得母亲十分愤怒，还说要是她不读书，不好好读书，就不要回这个家了。

年龄尚小时，张桂芳既不懂父亲的反对，也不太懂母亲的坚持。但作为一个懂事且孝顺的孩子，她便一直在很努力地读书，成绩斐然。

后来慢慢长大些，张桂芳觉得自己能够明白母亲的坚持了，认为应该是她们那个年代的日子过得太苦，母亲觉得只有读书才有出路，才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便如此坚持。这样去理解母亲没有错，但除开这点其实她的母亲还有着一个很不愿意提及的伤痛，是关于她生父的。

从懂事起，张桂芳就知道了是自己是随父亲姓张，虽然打小就无法理解自己的父亲为何不会像玩伴的父亲那样，疼爱自己的孩子，但她从未往自己不是亲生的那方面想。直到有天她又遭到了父亲的打骂，一邻居觉得她实在是可怜才偷偷告诉了她，总是打骂她们娘俩的父亲其实是她的继父。而她则是因母亲从黑龙江省肇源县改嫁到肇东，嫁给了现在的继父，才改姓为张的。

看着邻居如此认真，张桂芳一时间都不知该做出怎样的反应。因为对于当时的她而言，她不知如何定义这件事的好与坏。

14岁的一天，张桂芳放了学如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回到家，怎料却碰见母亲盯着一副摩挲纸鞋样子流泪。一看见女儿回家，母亲立马将东西收拾了起来，很明显是不想让女儿看到。

联想到邻居对她说的话，张桂芳觉得此事必然不简单，便再三追问母亲这些东西是谁的。母亲思考了许久才终于开了口：

“这副鞋样子是你爸的，是我过去给他做鞋时用过的。他姓耿，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好人。”

得知自己的生父是抗日英雄，得知自己的母亲也曾参加革命（后来得到了证实），得知父亲曾经对母亲说过，一定要自己好好读书，将来就会在书报上看到父亲的名字，或者相关事情后，张桂芳终于读懂了母亲，也因此以自己有这样的父亲和母亲而觉得光荣、自豪。

上学时，她也会将母亲讲给她的关于父亲抗日的事迹，说给同学们听。可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有天一男同学的一句话宛如给了她当头一棒。

同学说的是：“你爸哪是什么烈士啊？他是个土匪头子，叫‘三省’。”话声一落，其他的同学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发出了嘲笑声。

土匪？听到父亲遭受污蔑，张桂芳的第一反应不是反驳，不是追问同学为何如此想自己的父亲，因为此时的她心中只有愤怒。只见她一个飞扑就扑到了男同学的身上，要和那位同学“拼命”。

都是十来岁的孩子，对方要是倔自己肯定也不会轻易示弱。男同学在换乱中又说道：“你爸要是烈士，你家怎么没有政府发的‘烈士之家’牌匾呢？”

这话就像一把刀子一样，狠狠插进了张桂芳的心里。因为她在学校的组织下，去过不少革命烈士的家，慰问过烈士亲属们。而他们的家中无一例外，都有着一块“烈士之家”匾额。想到这些，张桂芳也开始陷入了自我怀疑中，气势慢慢弱下来后，哭着跑回了家。

“我爸到底是烈士还是土匪？”张桂芳带着哭腔，着急得向母亲寻求答案。母亲看着女儿如此询问，立即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，眼中也不由得泛起了泪光。

“你爸正是为了打鬼子才死的，你长大了有能力时，自己去查一查……”就这样，在母亲的肯定回答中，张桂芳在心中立下了誓言：好好读书，将来一定要查出真相，还父亲清白！

虽然张桂芳对母亲的话坚信不疑，也对父亲的身份很是肯定。但从这之后，她就鲜少向无关人员提及自己生父了。因为她不想再面对，自己引以为傲的父亲被别人说成是“土匪”的局面。

张桂芳很擅长运动，中学毕业后也因突出的体育成绩保送到了哈尔滨体育学校读书。她也是从那时起，开始利用课余时间查找东北抗战资料。

一天，她在当地一本县志中久违地看见了那个她无比熟悉，却好像又很陌生的名字：耿殿君。重点是县志上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将父亲写着了“土匪”。其实与之类似的情况在她往后的查阅资料中，遇见的次数不算少。虽然每次看着“土匪”这个词和父亲的名字出现在一次，都会让她内心突然咯噔了一下，但她始终没有放弃。

她第一次找到将父亲定义为正义之士的资料，是她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中，一份抗联老战士的回忆录里。里面清楚地记载着耿殿君是抗联中的一个团长。那一刻，她又惊又喜，当天晚上在辗转反侧至半夜都没睡着，好像真相已经近在咫尺一般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张桂芳一边努力读书，一边继续寻找真相。中专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在职攻读了本科课程，于1965年毕业后分配到大连市某师范大学体育系任教。完成了父母要她好好读书的心愿后，张桂芳有了更多时间去查找资料，至此开启了她四处奔走，只为替父证清白的“征程”。

经过继续查找，张桂芳终于打听到了一位抗联老兵曾经和自己的父亲是上下级关系。只是由于那时候通讯不发达，她除了知道老战士现身居广州，名叫林敏外再无其他。虽然要在偌大的广州城里找一个人充满着难度，但不想放过一丝线索的张桂芳还是只身出发了。

3天时间里，张桂芳马不停蹄地寻遍了她广州所有的组织、公安、民政等部门，却始终一无所获。满怀欣喜来到了广州，却带着一脸失望离开。往后这样的无功而返，张桂芳历经了一次又一次，但她始终不曾放弃。

母亲焦淑清一直在家等着女儿带回好消息，眼见母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后，张桂芳寻找真相的脚步走得越来越急，但终究还是让母亲带着遗憾离开了。而母亲在最后时间里，给她说得最多的话，依旧是让她一定要找到可以证明父亲清白的证据。

张桂芳满怀悲痛地料理完了母亲的后事，都没有想过好好休息一下，就又踏上了艰难的寻访之路。广州、湖北、山东、河北……车票存根越来越厚，拜访的抗战老兵越来越多，资料也是越攒越多。失望肯定还是会有，但每当她找到了下一个新线索，她就又燃起了斗志，尽管她也知道那个线索有可能依旧可能写着失望。

岁月在流逝，老兵们也在一天天变老，好多次她明明一找到新线索就出发去寻访了，却还是没能跑过时间，等她好不容易找打了可能知道有关父亲信息的老兵家中时，老兵已经与世长辞了。

其中有一次，她通过一份资料查到了父亲的代号，顺着继续又查到了一位秦姓的知情人。种种资料结合起来后表明，此人应该是到当时为止，她查找到的所有人中最了解父亲的人。她怀着激动的心情立即出发，可是还没等到她进入这位老人家中的院子，她就有了很强烈的不好的预感。

果不其然，门口的花圈、院子外面撒下的纸币，家中浓厚的悲伤情绪，全都是因为那位秦姓老人去世了，而时间就在她来的头一天。

这些年来，她失望过无数次，但这一次她忍不住地大哭了起来。就像第一次从同学口中，听到父亲是“土匪”时那样，哭得无比伤心。

还有一次，她查找到一位名叫王路的抗联战士，曾经是父亲身边的联络员，就又以最快的速度去巡防。可是上天好像又和她开了个玩笑，第一年去时，她在查找到的老人所在地呆了一个月依旧没有找到人。而第二年再去时，老人就已经去世了。

除开与之类似的情况频发外，有些老人虽然尚且康健，但却因为年迈而记不清事情了，或者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。她努力尝试和每一位老人进行沟通，想着方地提出提示，却依旧无有效收获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不仅知情人在变老，张桂芳也青春年华不再了。

1985年，张桂芳已经46岁了，与之年龄相仿的同事们都在开始为了退休做准备，唯独她不是泡在档案局里找资料，就是在去找资料的路上，或者在去寻访知情人的路上。

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有天她在翻越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的史料中，又看到了父亲的名字，与之一起的还有自己叔叔的名字。继续查阅后，她查找到了三肇地区地下党的副书记吴吉良的线索，并且顺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找到了他本人。

此时的高吉良已经74岁，不过身体算得上康健，记忆力也非常好。但却在得知张桂芳的来意后，连个好脸色都没有给她。对于张桂芳的提问，更是一个字也不想说。

张桂芳不知老人为何如此，看着老人凝重的表情，觉得似乎是自己碰到了老人内心深处伤疤的她，只好先行告辞回了招待所。

这一夜她又是彻夜难眠，因为她担心老人不愿意帮自己的忙。不过令她意外的是，次日还没等她出门前去拜访高老，高老的家人就来找她了。

原来不是因为高老不欢迎她的到来，也不是不想帮她完成替父亲正名。而是这些年，老人见过了太多为了名利来找他采访的人，起初他担心张桂芳也是出于利益冒充的，这才连个好脸色都没给。

高吉良

之所以高老一夜间又想明白了，是他对那句“让咱们的孩子好好读书，将来能在书报上看到我们”产生了共鸣感。这是曾经革命艰难时期，无数革命勇士对未来最远大，却又最为朴实的愿望。而这话其实是张桂芳的母亲转述她父亲的话给她听的。

由此打开话匣子，高老就开始给张桂芳讲起了他所认识的耿殿君，一讲就是三天三夜。后来还亲自将他所知道的情况，一一整理成册交给张桂芳。

耿殿君是1932年正式投身抗日队伍的，在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夏云杰的介绍下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受命于张寿篯（李兆麟）将军领导，一直奋斗在抗日一线。高吉良与之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参加抗日队伍的，两人结识于汤原游击队建立之后。为了壮大游击队力量，两人奉命一起多次执行过发动过群众参军，给部队筹集寄养等任务。

总之高吉良是可以证实耿殿君曾是抗联战士，先后担任过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部留守团团长、六军教导队副官、并任临时参谋长。而之所以会被传成“土匪”，就和曾经那么多情报特工被误会成“叛徒”类似，时间可以追溯到1933年。

据高吉良回忆，为了壮大抗日力量，组织上计划派人赴肇源一带发展抗日队伍。起初，领导们在领队人的选拔上不知到底选谁，就让众人提议。想到耿殿君在多次任务中都表现优良，而且他正是肇东人士，对肇源一带相对熟悉，高吉良就推荐了耿殿君当领头人。

耿殿君受领任务后，众人商议为了更好掩护队伍，也在取得了李兆麟、宋子文的许可后，13人结拜为“土匪兄弟”，外号从“大省”排至“十三省”。耿殿君的“三省”便因此而来，往后也一直在三肇地区活动。

1941年春，因特务告密“大省”杜国文被抓，耿殿君得知情况后派出“四省”赵景海（抗联第三军十二支队中队长）夫肇源打探情况，并为营救行动做准备。谁料在折返的路上，赵景海被特务盯上了。

匆忙之下，赵景海跑去了耿殿君的家中，被耿殿君和其妻子焦淑清藏在了灶台底下。在两人的掩护下，日伪军在耿家未搜到任何可以人或物，但日伪军并未因此打小对耿殿君的怀疑。

在这之前耿殿君就已经因为“土匪”身份被抓过好几次，虽然每次经过结拜兄弟们花钱打点后很快就能出来，但有了这次特务的“证词”后，日伪军很难不觉得耿殿君不仅仅只是个“土匪”那么简单。

于是就将耿殿君又一次抓走了。党组织再一次打听到耿殿君的确切消息，已经是1941年末。当时党组织已经有了很好的营救计划，可就在营救的前夕噩耗传来了：他被押送至哈尔滨“731”部队实验室残害致死，连尸体都没有留下。

因为“结拜”是秘密行动，众人在三肇地区的活动也是秘密，所以更多人都只知他是“土匪三省”，不知他是东北抗联第六军军部留守团团长。

就这样，抗日英烈被传成了“土匪”。

耿殿君被抓走后，焦淑清为了躲避日伪军抓捕，只好带着当时仅有两岁的小桂芳东躲西藏。后来得知丈夫遇难，无依无靠的她就改嫁到了肇东，桂芳也因此改姓为张。

有了高吉良的证言后，张桂芳又走访了多个城市，寻访了多位知情人士，终于收集齐了她觉得足以给父亲正名的资料，足足有5大本。可谁知意外来临地那么突然，就在张桂芳正要将资料上交至有关部门时，张桂芳家中遇窃。

于张桂芳而言，窃贼偷什么都可以，就算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也没所谓。可万万没想到，那个装有了她二三十年心血，好不容易才整理出来的资料的皮箱被偷走了。

眼见明明即将守得云开见月明了，父亲也终于可以摘掉“土匪”身份，突然化为了泡影，张桂芳悲痛欲绝，还因此大病了一场。

但张桂芳依旧没有放弃，病情稍微好转些后，她就又踏上了替父亲正名之路，又一一拜访了所有知情人士。

随着张桂芳的不断寻访，她的故事被更多人熟知。相较于曾经她一个人“单打独斗”，这一次她获得了更多人的帮助。

终于，张桂芳于2000年再一次整理好了资料。提交给了有关部门后，同年11月她终于收到了一张写有父亲名字耿殿君的“革命烈士证书”。

而这一天，从她全身心投入替父亲正名之路，足足35年之久了。

35年时间里，张桂芳收集的证明材料足足超过了1米高，来往各地的车票叠起来也有半尺多厚，各种花费15万余元。

用“35年、15万元”换一张“纸”，很多人觉得不值得。尤其是看到证书上所写的“不发给一次性抚恤金”后，更是觉得完全没必要。

对此张桂芳淡淡一笑：“我从为父亲查寻历史的第一天起，就没考虑过要一分钱的补偿，我父亲是为了打侵略者牺牲的，不是为了钱而死的！再说，在找寻中，那些抗联老战士的经历和境界，真的对我教益颇深啊，我得到的这些，岂不是比金钱更重要吗……”

后来，张桂芳又和丈夫一起，前前后后又投入了10万元左右，在黑龙江省肇东市的先进村，也就是她父亲耿殿君和战友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，建了一个烈士展览馆。如今，这座纪念馆已经成为了绥化市市级国防教育基地，无数莘莘学子在这里感受到了革命的不易，因而更加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耿殿君的故事也被搬上了荧幕。于2008年首播的电视剧《十三省》，内容就是以包括耿殿君在内的“十三名抗联战士”为原型创作出来的。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，不妨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一下耿殿君，了解一下东北抗联战争史。

致敬英雄，感恩英雄！也希望英雄的事迹不会被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。因为如果曾经没有他们的付出，或许如今这份和平尚且都不知在何处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