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视剧《潜伏》被誉为谍战剧的巅峰之作，也是许多人的“谍战初恋”。

虽然距离开播已过去12年了，但剧中有一个角色，现在提起来依然让很多人又爱又恨。

他就是李涯。

李涯是《潜伏》中的大反派。

他做事果决，嗅觉灵敏，和余则成玩起了猫鼠游戏，让人恨得牙痒痒。

然而随着剧情的推进，很多人却被李涯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，特别是第24集，李涯秘密调查余则成，被识破后，余则成直接给了他一巴掌。

李涯满腹委屈，瘫坐在椅子上，泪如雨下，观众被这一幕深深感染了。

很多人认为，李涯虽然设定是反派，但他只是选错了立场，其内心对所处阵营一直忠心耿耿，甚至极为虔诚，这份拼命三郎的精神值得钦佩。

而最后，李涯一度识破了余则成的身份，结果被地下党廖三民抱着摔下楼同归于尽。

李涯是由祖峰扮演的，当时祖峰长得眉清目秀，面相温和，这更增添了一份悲壮色彩，所以《潜伏》播出后，许多人一度为李涯鸣不平。

皮哥曾经介绍过，所谓的谍战剧，拆开来看就两个东西：捉内鬼游戏+办公室政治，前者保证了整部剧的娱乐性，而后者保证了剧集的思想性和现实性。

《潜伏》作为谍战剧的天花板，当然在捉内鬼的游戏设计上精雕细琢，让人看得大呼过瘾。

但这不是它的全部。

它更出彩的部分在于全景式地模拟了中国的办公室政治，为每一个身处职场的人提供了现实的参考和借鉴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李涯走向末路的结局，其实早已注定。

一：李涯与余则成，实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

当年皮哥看这部剧时还在读书，没看懂李涯为何那么优秀却那么悲惨。

多年后，当我在职场沉浮几年后，我才明白，李涯这样的人极具欺骗性，

如果我们将余则成拉来对比，可以说李涯和余则成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。

李涯前期的职场履历十分耀眼。

剧中李涯是32岁，而整部剧的发生时间是1945年，由此推断李涯出生于1914年，成长过程中正好赶上了新文化运动。

1937年，国民党的戴笠从军统别动队抽调干部，开了两个精英班：青浦特训班和松江特训班。

李涯不仅被选入了青浦班，还加入了当年的金山卫战斗，深受班主任余乐醒重视。

代入到现代职场就是：李涯入职前就受过企业文化熏陶，后来一进入职场就被当成人才重点培养，又在基层有过实际磨炼。

而余则成入职后只是在一个不太关键的岗位上默默干着。

1941年，27岁的李涯经人介绍认识了天津站站长吴敬中，并在1944年被吴站长派往延安潜伏，化名冯剑在一所小学当老师，代号佛龛。

作者借余则成之口暗示了李涯的性格：“佛龛这个代号多好啊，得人供着。”

1945年，李涯回到天津站，一回来就接替马奎当上了行动队队长，是吴站长、陆桥山之后的三号人物，32岁的他已经成为中校，是个懂得用脑的奇才。

不过，在职务越爬越高的过程中，李涯逐渐暴露了自己最大的缺点：没有人情味儿，为人冷血。

我们从李涯对日本方面的态度，就能看出来。

按理说，李涯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才俊，参加了金山卫战斗，见证了同胞被日军屠杀，他自己本身是战争幸存者。

可是他却并未对日军产生刻骨仇恨。

后来也被吴站长派去接待和保护冈村宁次，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抗拒，这就说明了他的冷血。

我们再看李涯对普通大众的态度。

李涯在延安潜伏时本该是见证了人民群众的力量，可是他提到潜伏岁月，吐槽的却是自己在延安的伙食太差。

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在延安期间也教过自然课，结果却不思进取，后来需要他和钱思明教授谈话，他直接来一句：“我和知识分子谈不来。”

李涯在剧中32岁，长相俊朗，能力超群，可是一直单身，甚至没传过什么绯闻，这也侧面验证了他这人没有人情味儿，很难与人相处。

反观余则成，虽然起点不高，但是知道如何把握时机让自己发光。

身为一个小小外勤，却参与刺杀叛徒李海丰，面对不利形势还能想方设法单独完成任务，随后受到嘉奖，立刻摇身一变成为各方面都想争取的红人。

两人的差距在这过程中也悄然发生着变化，当他们在剧中相遇时，彼此已经势均力敌了。

二：“没有人情的政治”与“扮猪吃老虎”

李涯刚来天津站，位置还没坐稳，我们看看他干了什么事儿？

他先诱捕左蓝，考验余则成，随后和地头蛇陆桥山成了死对头，又在未经吴站长允许的情况下窃听余则成。

吴站长的话说得好：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。这就是戳着李涯的脊梁骨骂他呢。

反观余则成，简直是扮猪吃老虎，深知“擒贼先擒王”的道理，懂得最先和领导搞好关系。

他有事没事就带着翠萍去站长家吃饭，拉近和吴站长之间的关系，嘴里还说着“效忠党国，首先要效忠长官”这样的话来表忠心。

在获得信任后，他又成了吴站长的白手套，为他收受贿赂。

特别是季伟民案里，他直接给站长捞回了一个玉座金佛，直接把领导拿捏住了，甚至改口叫站长是大哥，两人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。

之后其他人调查余则成，就等于在调查吴站长，吴站长不知不觉成为了他的“保护伞”，高，实在是高。

而李涯呢，当站长找他拿物证时，他一上来就直接给拒绝了。

理由也很直白，就是余则成夫妇和站长夫妇走得太近，话里话外就是认为站长会“犯错误”。

碰上这样的下属，哪怕跟自己再久，又有哪个领导会真心喜欢？

三：格局上，不懂“务虚”

李涯对袁佩林说自己这么努力的原因不是为立功受奖，而是为“党国”消灭所有的敌人，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。

即使后来吴站长亲口告诉他，国民党高层早就转移资产，跑到台湾快活去了，他还是窝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，整天想着揪内鬼。

人到中年，体力精力下降，最重要的不再是务实，而是务虚。

所谓务虚，就是你干具体的事儿已经拼不过年轻人了，就要利用手头的资源和人脉，做好管理工作，要运筹帷幄，而不是冲锋陷阵。

李涯不这么想，他工作很认真，加入天津站后，两年时间几乎都睡在办公室。

可他实际的工作大都是芝麻粒大小的脏活儿：抓人、监听、打个冷枪、刺探情报，蒙头干到死也不过是个高级特务。

吴站长本来很器重他，后来看他格局不大，直接让他坐冷板凳了。

你看看吴站长让李涯干的活儿就知道了：杀掉盛乡，保护日本鬼子。

你不是能干吗？你不是耿直吗？那脏活儿就让你干，黑锅就让你背。

李涯让我想起了学生时代经常遇到的一类人，他们上课很认真，但主要精力都用在怎样把笔记做得好看上了，买了花花绿绿的笔，做了各种各样的标记，却根本理解不透笔记里的知识。

看上去最用功，其实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

而余则成呢，很快被提拔成了副站长，吴站长也许早就察觉他的身份有疑问，却依然把他当成心腹，和他说了很多掏心掏肺的话。

四：性格狭隘、公器私用

经过几番较量后，余则成弯道超车了李涯。

最经典的一幕就是，吴站长宣布余则成成为副站长后，李涯的脸都绿了，憋着气向余则成表示祝贺，而他的人格已经扭曲，成为了一个两面人。

他表面是一心为公，其实开始公器私用。

比如对身患心脏病的盛乡用刑时，一边听着惨叫，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戏，露出愉悦的表情，整个人已经分裂了。

比如汤四毛、郭佑良和许昭等人并不是“党国的敌人”，他也找借口杀死，目的就是绊倒死对头陆桥山，在政治觉悟上，他真是又菜又爱玩儿。

他表面冷静，其实性格偏狭，喜怒无常。

比如派了三个调查队出去只回来一个人，他直接对小弟一个过肩摔，然后粗暴怒吼。这样的领导，谁愿意跟他？

比如黄雀行动失败后，他直接对着鲍特派员拍桌子，人家转身就投靠了余则成。

他自称两袖清风，其实中饱私囊。

比如从谢若林那里买情报，出手阔绰，这些钱哪儿来的？

比如贿赂余则成一个镯子，价值十头牛，眼睛也不眨一下。

比如心安理得地收了水产店老板送上来的金条。

可以说李涯到了后期，已经沦为了一个又当又立的杀人机器了。

第五：鼠目寸光与“信仰”

有人或许会说，李涯虽然干了不少坏事，但余则成也没少用“手段”。

比如对马奎用计，枪杀过米志国；余则成在吴站长的庇护下，也在场面上收了一些不干净的钱财。

所以很多人认为，两人干的事情差不多，只不过余则成更圆滑而已，两人就是同类人格的一体两面。

可仔细一推敲却并不是这样。

余则成和李涯除了情商、格局差异外，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，这个区别把他们区分成了两类人。

这个区别就是：余则成有崇高的革命信仰，而李涯则是鼠目寸光。

余则成当年也为国民党效忠多年，但得知军统上层为日军提供军火，立刻弃暗投明，加入了我党，并且用一生来坚守自己的革命信仰。

后来他潜伏之后，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信仰。

这些事情中当然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，他为此忏悔过，挣扎过，他人性的底色是干净纯白的，观众也能理解他在夹缝求生时的不得已。

而李涯就没有这种信仰支撑，他干的所有事儿都是发自本心。

当局势变化时，他的信仰早已崩塌，他还在废墟里继续一意孤行，最终只能沦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。

最后我们总结一下，李涯像极了职场上的一类人：空有能力，没有情商，爱钻牛角尖，不懂得团结。

在一次次碰壁后，终于失去了领导的赏识和同事的信任，开始自暴自弃，彻底摆烂，甚至琢磨起了盘外招，最终在国民党一片溃败中，随之走向了末路，成了时代的弃儿。

李涯的结局，从一开始已经注定！

文/皮皮电影编辑部：一粒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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